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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统计，超九成中央部门的“三公消费”支出有所减少。其实，古代也有“三公消费”，并且为了抑制“三公消费”，一些君王可谓煞费苦心，不过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。公款吃喝巧立名目，“四菜一汤”泡了汤“食色，性也”，历史上有无数饕餮之徒，想方设法满足口腹之欲。反对公款消费的第一要务，就是与公款吃喝作斗争。今天，“四菜一汤”已成为勤俭的代名词。据说，这是朱元璋的发明。跟历朝皇帝相比，朱元璋日子过得还是非常俭朴的。一方面，朱元璋称帝后，面临的是个一穷二白的大明王朝，需要节俭度日；另一方面，朱元璋穷苦出身，当年甚至做过乞丐，什么苦没吃过？坐镇天下后，发觉有公款吃喝的苗头，于是趁马皇后过生日，他便召集群臣，吩咐上菜：第一道是炒萝卜；第二道是炒韭菜；第三道是两大碗青菜；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。众臣不解，朱元璋解释，大意是：“萝卜上了街，药店无买卖”、“韭菜青又青，长治久安定人心”、“两碗青菜一样香，两袖清风好丞相”、“小葱豆腐青又白，公正廉洁如日月”。于是“四菜一汤”就这么诞生了。不过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好吃者有无数对付“四菜一汤”的“绝技”。袁世凯就是一个作秀的高手。史载，袁世凯一日吃早餐，有人拜见，见他只吃两个小馒头、两条小鲫鱼，还有一点胡椒面，于是称赞不已，逢人就说，袁总统身居一国元首，早餐还这么简单随便，应该在全国推广。这时，有知情人悄悄提醒他，别傻了，袁大总统的早餐可不能推广，鲫鱼是从淮河运过来的，活鱼打上来，用猪油浸泡，猪油凝固，鱼也密封了，这样可以保证运到京城的时候还是新鲜的。至于“胡椒面”，实际上是用鹿茸、人参以及十几味中药制成的补药。交际应酬是古代官吏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。唐代衙门里有人升官了，照例要办 “烧尾宴”，既是祝贺同僚进步，也有欢送他去新岗位的意思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官府有了专门的宴会吃喝款项，官员们可以动用公款来埋单。官员聚会、迎新送旧、招待宾客、法定节假等，官吏们都有理由大吃大喝。在宋朝宋宁宗时，又特许衙门每个月都可以报销一次没有任何名目的公款吃喝。长此以往，后世的官吏越来越大胆，都学会巧立名目吃喝了，比如检查仓库要吃一顿，出郊劝农要吃一顿，商议公文太晚了也安排一次“公筵”。公款吃喝的报销手续很简便，也没有人核实。而吃喝的可不是简单的工作餐，更不是粗茶淡饭。古代官衙门口或者附近，必定有酒楼、饭庄，有的还是当地的顶级消费场所。公车消费为了面子，官员都爱把轿坐“公车”也是公款消费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。这个词出于《史记·东方朔传》：“朔初入长安，至公车上书，凡用三千奏牍。”汉代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人，后便以“公车”泛指入京应试的举人。古代没有汽车，公车就是马、马车，还有轿子以及船。虽然有言道“安步当车”，但“出无车”却一直被士大夫之流视为奇耻大辱。不过，古代官员们更喜欢坐轿子，轿子在中国传统中有太大太多的暗示意味。例如，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把小车叫做“轿车”。轿子最早叫“肩舆”或“平肩舆”，古时的轿子分为官轿和民轿两种。官轿是皇家、官员的主要交通工具，由于坐轿者身份不同，所乘的轿子也不同。皇帝坐的轿子就有许多种类。如礼舆，是供皇帝上朝时乘坐的；步舆，是供皇帝在紫禁城内巡行时乘坐的；轻步舆，是供皇帝去城外巡狩、视察民情时乘坐的；便舆，是供皇帝在巡视时备用的轿子，随时以轿代步用的。平时，皇帝在宫内出入，一般都乘便舆，冬天坐暖舆，夏天坐凉舆。除皇帝的轿子外，不同品级的官员则坐不同的轿子。官轿出府，常有随从在前鸣锣开道，四周还有侍卫人员，前呼后拥，展示官威。百姓见之，必须肃静、回避。所用轿夫也分等级，官越大，抬轿的人越多。一般七品官多为四抬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八抬，皇帝出宫时是十六抬，自然是最高的规格。不过，并非一开始官员就能坐轿。唐代和北宋的官员一般不许坐轿。唐初，宰相出门一律乘马，只有贵族妇女才可以乘轿。唐武宗又规定：三品以上的宰相、三公、尚书令以及退仕和患病者，才可乘轿，其余不论尊卑，一律不准，而且坐轿者还必须自己出钱雇请。北宋时期，士大夫认为乘轿是“以人代畜”，有伤风化，所以都不乘轿。宋哲宗绍圣二年“禁京师人士舆轿”，只有司马光是四朝元老，德高望重，哲宗念他年事已高，批准他乘轿上朝，但司马光一再辞谢，不敢接受。南宋高宗赵构南渡以后，因为江南多雨，道路泥泞，才允许朝官乘轿，但还规定祭祀时骑马，上朝时乘轿。从此，轿子才开始在官场中使用起来。但到明初，对乘轿仍有种种限制，规定“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，自景泰以后，例许用轿。勋戚一品，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，其他则不允许”。但在交通不便的南方山区，轿子还是一种使用较多的代步工具。明中后期以后，它才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重要代步工具。作家孙方友曾写过一篇文章——《闲话轿子》。古代在官衙里当轿夫，多是子承父业。因为抬轿也是一门技术。在衙府里当轿夫有许多禁忌，一是行轿时不能大声说话，上肩走轿、停轿全听轿头指挥。轿头多用暗示，如起肩走轿喊一声“起轿”，上坡下坡时要拍轿杠；落轿后，前面的轿夫要闪开，以便官员出轿。轿夫还要忌口，不能吃大蒜、生葱和韭菜等有异味的东西，以防乘轿的官吏闻到。公费旅游招待超标，马屁拍到马桶上“三公”中还有“一公”是公费旅游。古代中国官员很少有出国的，他们更多是到各地公务出差，顺便公费旅游。古代交通业和接待服务业不发达，行旅服务短缺。因此，自秦汉时期起即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，由官办驿站和地方官府负责过往官员的接待服务。驿站所需要的物资、经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。从唐代开始，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招待所——“驿”，地方政府还设置被称为“馆”的地方政府宾馆。数量众多的驿站或馆驿，频繁的公务往来，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政府接待制度是自秦至清历朝历代政府后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。政府接待制度，既为官员因公出差这种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，也是对于官员的一种优待，进而成为特权。古代规定很严格，官员进驿站需要经过批准，持有特殊的通行证，过往官员凭通行证可以得到相应于身份级别的待遇。同时实行消费等级制度，驿站按规定的接待标准接待过往官员。官员身份等级不同，饮食、住宿、车马的接待标准不同。朱元璋为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，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。他明文规定:“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。”他又颁布了《应合给驿条例》，限定了符合使用驿马驿船人员的标准，其他人一律不得“擅自乘驿”，违者重罚。当然，也有敢于挑战潜规则者，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。他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，在公务接待方面严格照章办事。按照当时的常规，显要官员路过淳安，大概需要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，以粮价折算，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。如果巡抚路过淳安，接待费要用去银子三四百两，将近现在的十万元人民币；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，一般官员的伙食费、下程路上的伙食费、下程用船用夫，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，约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。如果上司驾到，另加一只鹅、一只火腿，市价二钱银子，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，合计不过两百元人民币。中央的部级离退休干部路过，也按两百元的标准办理。海瑞这个规定一出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不过他铁面无私，后来上级就索性不去淳安了，这事对海瑞的仕途颇有影响。不过，再好的规定也有人钻空子，或者搞破坏。古代的一些高干子弟，没有权利享受服务，却照样一路作威作福，什么待遇都少不了。海瑞任淳安知县期间，倒是让高干子弟碰了个大钉子。有一次，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，被淳安驿丞（近于招待所所长）的接待方式激怒，将驿丞倒吊了起来。海瑞大怒，下令将胡公子关押起来，银子没收，上报胡总督，说您在通知中明确指示不许大操大办地搞接待，现在却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摇撞骗。海瑞请示如何处理，闹得胡总督有苦说不出。可毕竟海瑞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太少，驿站接待制度产生许多弊端。超范围、超标准接待，擅自乘驿，给驿泛滥，利用公驿恣行享乐、贿赂诛求，十分普遍，成为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巨额的接待费用，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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